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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谈动机
据报道，高中毕业、持HSK（中国汉语水平考试）证书、有外国护照，满足这3个简单条件就有资格以外国留学生身份申请进入中国大学。如此低的入学门槛，让一些在国内成绩不佳的高中生家长们动起了脑筋，于是出现了花巨款为子女办理越南、老挝等东南亚国家外国护照、以留学生身份申请入读国内高校的“曲线高考”。人们戏称为“本土化留学”。日前，上海大学经过分析审查，拒绝了数十位“曲线高考”学生的申请，这也是近年来上海高校首次如此大规模拒收“留学生”。
消息一出，再次引起了人们对有关招生制度的拷问。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熊丙奇
■链接
2000年外交部、公安部和教育部联合颁发的教育部第9号令《高等学校接受外国留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外国留学生的考核和考试由各校自己负责。华裔学生加入了外国籍后，可以作为外国留学生来中国留学。不过在现有规定中，对于外国留学生加入外国籍时间没有规定，从而给了国内一些人以可乘之机，国内有些应届高中毕业生甚至借此购买外国护照“变身”留学生，曲线入学，躲避高考。
就媒体近日报道的上海拒收国际高考移民一事，教育部相关人员日前作出明确表态：教育部将就这一新问题加强对外国留学生的资质审核。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副司长刘宝利近日来沪出席复旦大学外国留学生奖学金颁奖大会时作出了上述表示。刘宝利说，如果使用伪造和变造的护照或者明知所持系伪、变造护照却继续利用其谋取相关利益，都是触犯法律的违法犯罪行为，必然会受到国家有关部门的依法处理。
———综合《东方早报》10月11日、18日报道
什么样的人选择“本土留学”？
进行“本土化留学”的学生家庭，一般是有权、有钱、有门路的
新京报：我们知道，对大多数高考生来说，无论能否考取理想的大学，首先需要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但是，“本土留学”现象的出现，无疑是对广大考生这种心理预期的挑战。那么，什么样的人有条件成为“本土留学生”呢？
熊丙奇：对大多数普通公民来说，要进行“本土化留学”还是很有难度的。因为完成这个过程需要他办理外国护照，需要他到国外通关，这一切都需要钱。据报道，有家庭为此支出的花费是20多万元人民币。而且，这笔钱是学费之外的。所以对大多数家庭而言是难以承受的。
再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多数理性公民会考虑投入和产出的关系：面对比较严峻的大学生就业形势，拿到一纸国内高校留学生的文凭是否真的管用？这么一算计，大多数人不会去做这样额外的投入。
从另外角度来说，能够想到通过“国际移民”方式进入高校的人，大部分对高校招生的某些制度性漏洞很了解。他们知道有这样的途径可以让自己的孩子少费力多“出功”，而且知道如何操作才能实现这样的目的；办理“国际移民”手续的费用对这些人来说，应该是在其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范围之内；至于自己的孩子通过“本土留学”发展成什么样则无所谓，因为只要取得这个文凭和学位，这些人就可以帮助自己的孩子找到好工作。
所以综合分析，进行“本土化留学”的学生家庭，一般是有权、有钱、有门路的；一般平民百姓，很少能够想到并且能够做到。
“本土留学”伤害了谁？
这少数的人，会带来很大的教育不公平感
新京报：“本土留学”在我国，是特例还是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熊丙奇：据我从有关媒体了解，“本土留学”在我国各个地方的有关高校不同程度存在。几年前，武汉、北京、广东、江西、浙江等地就曾发生过类似事件。在如此重视高等教育机会的今天，家长都会千方百计为子女争取进入高等学校的机会，甚至走歪门邪道。
新京报：对大多数高考生和他们的家庭来说，“本土留学”给他们教育公平的期待构成多大的伤害？
熊丙奇：所谓教育公平，主要指不管受教育者家庭出身、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民族宗教、身体状况等方面存在多大差别，受教育的权利是平等的。教育公平一般包括起点公平、过程公平和结果公平。
“本土留学”涉及到升入高等教育的“结果公平”问题。
客观上说，目前为了高考而进行“国际移民”的人数量还不是特别多。但是，这少数的人，会带来新的教育不公平感。如果在高考中通过正常途径不能进入高等院校，对于某些考生来说，只要其家庭经济条件允许、又能利用制度漏洞找到门路，他们就可以通过“国际移民”等方式进入高校，享受高等教育。而对那些出身寒门的学子而言，这一切是那么奢侈！所以，如果越是处于弱势的学生，其出路越窄；越是有钱有势的家庭的孩子，其出路越广，这会加剧那些希望通过高考来改变命运的弱势群体内心的不公平感。
新京报：在你看来，“本土留学”现象的产生，有哪些社会根源？
熊丙奇：为什么会产生“国际高考移民”？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留学生入学门槛低于一般学生入学门槛，是当前客观社会环境使然。现行教育体制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产生这样荒唐的现象就并不为奇了。面对这些问题，我想不要只是谴责有些人钻政策的空子，更要认识到，是客观社会环境逼迫老百姓这样去做的。在社会教育资源分配严重不公平的情况下，择校、移民等现象的产生就是必然的。
“本土留学”尴尬了谁？
说到底，“本土化留学”尴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新京报：通过报道我们发现，同样是黑眼睛、黄皮肤的中国人，仅仅因为有了一本外国护照，就可以在一夜之间“笑傲众生”，成为实际上的“本土留学生”。这总让人感到一种“尴尬”。
熊丙奇：的确，这是令人尴尬的；说到底，“本土化留学”尴尬的，是我们的教育体制。
我们知道，大陆对留学生规定的门槛远远低于对国内学生规定的门槛，由于高等教育资源的有限性与市场需求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这样的门槛差异很容易催生“本土留学”的冲动。但如果反过来，因为存在这样的问题而把留学生门槛提高，后果会是什么？很可能是我们招不到多少留学生，影响真正的留学生教育。这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
中国高等教育要继续走向世界，就要靠质量说话，靠教育的竞争力吸引海外留学生，让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走到一起学习、交流、碰撞，这样才能在高等教育全球化过程中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
但我们也必须承认一个现实，如果把对留学生的门槛提高到和国内学生一样的高度，可能很难招到足够多的留学生，这对教育的融合发展不利。
根据官方的数据与我们的观察，驻华留学生百分之七八十是读语言的，还有一些是短期进修班的，再有就是读学历、专科层次的，而只有很少一部分是读学位的。如果提高留学生门槛，我们将面临留学生减少的尴尬。这是一个两难选择。退一步说，即便是中国人移民国外、取得所在国国籍后，发现子女适应不了环境，再让其回国读书，如果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你也不能不让人家读，从法律上说其确实是外国公民，而且所有手续都齐全，参加并通过了考试，学校有什么理由不让人家入学？所以无论政策多么严格，只要存在门槛的差异，就会有合法地利用这种差异获利的行为。
“本土留学”与“高考移民”：谁更挑战教育公平？
“国际高考移民”的恶劣程度可能更大
新京报：最近这些年，媒体关注更多的，是利用区域分数差来增强高考竞争力的“高考移民”问题，而对“本土留学”现象的关注则略显不足。两者是否存在本质的不同？谁更在挑战教育公平？
熊丙奇：从本质上来讲两者是一样的，都是通过利用教育机会的差距，利用某些规则，以移民的方式，从而跨入高等教育的门槛。但是两者之间也有不同：国内高考移民相对来说毕竟还参加高考，按普通高校学生的要求完成规定的学业，因此比较注重学习机会；而“本土留学生”则更加看重学历，更具镀金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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